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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00公里通勤生活圈、200公里同城功能圈、300公里产业协作圈——三层空间的背后，是一套清晰的利益分配逻辑：越靠近上海核心，红利越直接；越能嵌入产业链，话语权越强。

　　“上海大都市圈”的核心逻辑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：距离上海越近，享受的红利越直接。

　　第一圈为100公里通勤生活圈，是上海功能的直接外延，涵盖昆山、太仓、嘉善等环沪县市，总面积约1.5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上海空间扩容2.5倍。

　　这一圈层的核心功能，是通过交通与市政廊道衔接，实现上海与周边居住、通勤、公共服务的一体化。

　　未来，居住于此的人群，可在更低生活成本下，享受接近上海主城的配套与品质。

　　第二圈为200公里同城功能圈，是在第一圈层基础上扩展至苏州、无锡、南通、杭州、宁波等9城，陆域面积约6.9万平方公里，重点打造一小时城际交通圈。

　　与第一圈不同，其核心是产业链、创新链、资本链的深度耦合，圈内城市可直接接入上海的资本、渠道、物流、技术等核心资源。

　　这个圈层的城市，不是被动接受上海的溢出，而是主动嵌入上海的五大中心（国际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、贸易中心、航运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）建设，享受的是资源配置的红利。

　　而杭州与宁波虽地处传统辐射边缘，但其强大的数字经济与港口贸易并非被动融入，而是作为关键功能，有力支撑着上海“五个中心”的建设。

　　“上海大都市圈”为什么要加个大字？就是因为一般中心城市没有资格搞大都市圈，只有上海的辐射能力可以远到300公里。

　　三个圈层的逻辑非常清晰：第一圈承接核心资源，第二圈争夺总部与高端制造，第三圈承接配套产业与制造环节。

　　南京、扬州、镇江未纳入，是因其为南京都市圈核心，为避免两大都市圈过度重叠，保持区域格局均衡。

　　台州、金华未入圈，则因距离超300公里，且民营经济、小商品与跨境电商产业自成体系，承接转移的边际收益有限。

　　而宣城和盐城能入圈，是因其虽然距离稍远（接近300公里），但产业基础相对薄弱，正好需要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——盐城有土地和绿电优势，宣城有汽车零部件和生态资源，都是上海产业链的合适配套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加上之前已纳入南京都市圈，宣城已然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名副其实的“双圈联动”的安徽城市。

　　所以，最终“上海大都市圈”形成了1+13的构成逻辑：所有距离上海主城区200公里之内的地级市（不含南京都市圈城市），再加上有承接需求的宣城和盐城。

　　而“上海大都市圈”的构建，也正是希望突破原有制约，充分释放地理空间的重组红利，推动区域经济从“行政区经济”真正迈向“功能区经济”。

　　从增量上看，受益最大的是南通和嘉兴，而从整体格局看，受益最大的则是上海和苏州。

　　南通和嘉兴，一个在长江北岸，一个在浙江，过去长期受制于跨江的地理阻隔以及跨省的政策阻隔。

　　在“上海大都市圈”中，南通的定位是“上海北翼门户”，规划不仅明确支持建设上海第三机场，还将其纳入到沪苏通跨界协同单元。

　　这意味着过去要绕到苏南才能对接上海的物流、人流、信息流，未来将实现沪通直连。

　　2024年，南通深度承接上海产业溢出，新招引上海、苏南项目占市外项目近70%；近三年累计承接上海、苏南亿元以上项目超500个、总投资超2000亿元。

　　沪通大桥二期、北沿江高铁、上海第三机场等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，都将南通作为关键节点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种基建投入带来的政策倾斜和资本关注度，是过去20年从未有过的。

　　而嘉兴被正式纳入“通勤生活圈”后，意味着其将从过去的“杭州都市圈的外围城市”，跃升为了“上海大都市圈的前沿城市”。

　　2024年通苏嘉甬高铁的规划，直接将嘉兴推到了关键位置，使其未来不仅能接住上海的溢出效应，还能成为连接杭州与上海的双向枢纽。

　　虽然南通和嘉兴的增量红利显著，但从整体格局来看，上海和苏州依然是这场“三圈博弈”中的最大赢家。

　　首先要明确一点，“上海大都市圈”建设的实质目标，不只是让上海变得更“大”（物理空间），而是让上海变得更“强”（功能能级）。

　　此次规划的核心，是未来的上海不再需要自己建工厂、自己搞制造，而是通过规则制定、标准输出、资本调度，让周边城市成为其功能的延伸。

　　东京都市圈的面积是东京市区的10倍，但东京市区只占总人口的30%，却贡献了都市圈70%的GDP。

　　上海通过大都市圈的构建，将辐射半径从100公里扩展到300公里，本质也是重构区域分工。

　　通过腾出土地发展金融、科创、文化等核心功能，从而实现从“一座城”到“一片区”的跨越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上海通过统一环保标准、数据共享、医保互通、资质互认，掌握区域协同的规则制定权，推动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形成。

　　作为与上海协同度最高的城市，苏州从来就不是上海的“后花园”，而是与上海并肩的“制造中枢”。

　　截至2025年底，苏州的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高端化、智能化、集群化特征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600家，仅次于北京、上海，全国第三；苏州工业园区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集聚企业超2000家，产值达1100亿元，在工业大模型、智能车联网、AI制药等领域形成优势。

　　此外，苏州在生物医药（信达生物、基石药业）、高端装备（恒力集团、沙钢集团）、新能源（协鑫集团、阿特斯阳光）等领域，都是国内重要的龙头企业。

　　这种产业深度意味着，上海想要建设国际经济中心、科创中心，更需要苏州的高端制造支撑。

　　比如，上海的芯片设计需要苏州的晶圆制造，上海的新药研发需要苏州的临床试验和生产，上海的工业机器人需要苏州的精密减速机。

　　上海提供资金、技术、市场，苏州提供空间、人才、产业链，彼此形成高度互补、深度融合的“沪苏同城化”格局，这也是苏州成为最大赢家的核心逻辑。

　　“上海大都市圈”的规划目标，2035年建成“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圈”。

　　客观地说，现在国土空间规划方案有了，但十年后的2035年具体能实施到什么程度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。

　　交通阻隔方面，比如南通，虽然规划提出要构建“一小时交通圈”，但长江依然是一道天然屏障。

　　南通连接上海的崇启大桥、沪苏通大桥虽方向不同，但均面临通行费较高的问题。

　　单程50元的费用，使日常通勤成本高昂，大量车流被迫集中在免费通行的节假日，导致拥堵加剧。

　　此外，崇启公铁长江大桥虽然也在抓紧建设，但这属于“平行通道”而非“直接扩容”，时间成本不一定更低。

　　崇启公铁长江大桥主通航孔南边跨钢梁吊装全部完成 图片来源：南通发布 崔永兴 王世琪/摄

　　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提了很多年，但客观上说，医保互通、教育资源共享、户籍政策放开等民生领域，目前依然进展缓慢。

　　截至2025年7月，上海已有1037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跨省异地直接结算服务，其中713家开通门诊慢特病跨省结算，但很多专科医院和高端医疗机构仍不在名单内。

　　比如，上海的企业搬到南通，税收算谁的？南通承接的产业如果带来环境污染，责任怎么算？

　　在城市研究室视角看来，最有可能的路径是交通阻隔逐步缓解、政策壁垒有序放开，三圈层的功能定位得到部分落实。

　　比如通勤生活圈内的昆山、嘉善等城市将率先实现与上海的同城化发展；同城功能圈内的苏州、宁波等城市，会深度融入上海的产业链与功能体系；产业协作圈内的南通、宣城等节点城市，则有望承接更多中高端制造环节。

　　在这一过程中，上海大都市圈的经济总量也有望，从目前占全国GDP的14.5%提升至16%到17%，逐步成长为与纽约都市圈、东京都市圈、伦敦都市圈比肩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圈。

　　而对圈内二三线城市的居民而言，都市圈建设最直接的获得感，则在于能够以更低成本享受一线城市的生活品质与公共服务。

　　“上海大都市圈”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圈定地理边界，而在于推动长三角从“行政区竞争”走向“功能区协同”，实现区域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。

　　而真正的赢家，并不取决于短期内获取多少资源，而在于能否率先完成发展方式转型，实现经济提质与民生改善的双重目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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